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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時報【明驥╱口述、蕭菊貞╱整理】
要改造中影公司這一部老機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。整個製片方針要改，主題要改，製作的方式也要改，這麼大的變動，要完整、有計畫、有步驟的配套措施。當時我是確定了「小成本，精緻做，高效率」這三句話。我們要找觀念相近、志同道合的人，然後找題材。好的影片不一定就是大的題材，小題材的故事一樣能拍出感人的劇情，發揮高的效率。
但是找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想都很容易，有的是人找事，有的是事找人，都很不容易。那時國內電影界剛來了一些很優秀的青年，想從事演藝工作，從國外學電影回來的，也有意思從事實際的電影製作工作。這就提供了我們一個人才來源的管道，所以我先把小野、吳念真、趙琦彬找來，這就是我的配套措施，先健全中影公司內部的企畫人才，強化製片部、企畫的陣容。一個影片製作，一個影片行銷，兩腿有一條腿不健全，都不能成功。
所以小野、吳念真、趙琦彬，他們是內部作業方面的企畫。另外行銷方面，就是現在滾石的董事長段鍾沂，這是一個人才。每一個人都來得不容易，吳念真我花了四個多月說服他。我是從《香火》劇本的討論中，判斷這個小孩子還不錯。小野也花了一年多，因為他把國民黨的黨籍失去了，我要請他來先要恢復黨籍，要一層層往上進行。每個人都不容易，人才要求，小野、吳念真、段鍾沂，還有以後的年輕人，都是求來的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。我是人才主義，而且我半點省籍情結都沒有，我聘用的人三分之二都是本省人。
新電影時代的開始，有它當時的社會背景，我可能因為是國民黨的老黨員，總是想透過電影表現一種健康的、多少具有宣傳教育的目的。台灣從三十八年以來的發展進步是有目共睹的，不能說國民黨執政領導的台灣沒有成長沒有進步。但是要整年都拍台灣的發展進步，大家又會排斥。所以《光陰的故事》就是從一個人的兒童時代、青年時代、壯年時代這樣的成長當中，來反映社會的成長進步。這部片製片的費用是450萬，是小成本。李行、白景瑞、宋存壽，包括蔡揚名等人，都不可能接受450萬的影片，他會覺得是個侮辱啊！所以我叫製片部去找，就找了四位年輕人，分四個階段來拍攝。
第二部戲就是《小畢的故事》，我還記得是朱天文的小說，編劇也找朱天文，不是我自誇，這是我做情報偵查來的。我有個本子，隨時看到哪個可以做為題材的就馬上記下來，開會時提出來大家討論。我一看到《小畢的故事》，馬上喊趙琦彬和小野到我這裡來，說這個不錯可以發展。而且所謂新電影呢，我要補充一下，就是以社會生活寫實為主要的背景，新電影就是社會現實生活的一個反映。
《小畢的故事》是由陳坤厚導演，因為小成本的關係，所以演員卡司都是新人。我們的目標就是培養新的電影人；培養導演，培養編劇，培養演員，也是藉著這個機會培養技術人員。製片單位的話，就由技術人員訓練班，像李屏折價卷賓、楊渭漢、杜篤之等，都是我當製片廠廠長、副總經理的時候培養的。
《小畢的故事》進一步奠定了新電影發展的基礎。它幾乎完全達到我們的目標了，那些不看國片的人也接受這個題材，我們的信心進一步加強了，覺得這個路線可以走下去。這部片也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，所有從事新電影製作的人得到很大的鼓舞，覺得這種製片方針應該可以奠定一個很好的基礎。
第三部戲，值得一說的就是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。當時我覺得我是採取化解、疏通的態度來處理的。黃春明先生有些作品是有批判性的，對政府、對現實不滿意，所以當時黨對黃春明先生的印象，總覺得跟政府的立場是不一致的。
我覺得如果去禁止他、打壓他，倒不如我們去溝通、去化解。包括陳映真看了《兒子的大玩偶》以後都說：「明總經理，我真是佩服你的胸襟，你是國民黨的，你遵從黨的政策，能夠把黃春明的作品改編成電影，這是國民黨的一個開放、一個新生的開始。」從這以後我跟黃春明變成了好朋友。
這部戲也給我帶來很大的震撼、很大的困難，甚至也引起不小的風波（削蘋果事件）。因為我覺得，若要宣傳，最重要的是讓別人接受，別人不接受的宣傳有什麼用呢？要別人接受，就要真實、不能作假，不真實的話，怎麼叫別人接受呢？黨中央和我的看法有點距離。
黨中央看了影片以後，都在想這個明驥會走上什麼樣的路？往什麼樣偏差的路上走啊？那幾天是有狂風暴雨的，但我以不變應萬變沉著應戰。當時文工會主任開了十個學者專家的名單：「你去給我約，約了以後，就在製片廠看，來評判。」當時就準備禁演。我就不同意了。
審片的時候，十個人看了以後還沒講話，文工會主任就把這部影片批評得很厲害。他這樣一講，別人就不敢仗義直言了，幾乎就是我在孤軍奮鬥，你們不知道獨家，在那個場面中，趙琦彬、小野、吳念真都參加了。導演沒進去，這是我們內部的事，導演、編劇都不參加，在外頭等著這部影片的命運。會議當中吳念真在裡面就受不了了，痛哭流涕跑出來說：「完了！完了！」你看看，這電影的甜酸苦辣啊！
我當時列舉六大理由，為什麼要拍這部戲，為什麼堅持要發行，發行了以後，可能會有什麼效果。這六大理由現在不完全記得了，大體上就是我為什麼要拍這一部戲。
六點理由說了以後，我非常感謝當時的副祕書長吳俊才先生。當然他不能夠不尊重當時的文工會主任周應龍（1980年擔任），也不能夠說是完全聽周主任的意見，而不接受我的意見。後來他採取了中庸之道，所以保住了這部影片，不禁演，但要修剪一些片段。實際上我只修剪大概半分鐘，而外面不知道的人說《蘋果的滋味》有修剪風波。所以影片發行了以後，無論直接的效果、間接的效果都非常之大。
這部影片可以說是：難產的孩子有出息。生產的時候的確很困難，好多人認為影片禁演了，明總你大概就完蛋了，要下台啦！那你們母子就同歸於盡了。好在啊！母子都還平安，要感謝大家支持這部影片。當時它的確產生了某種化解社會對立、彼此誤會的功能，至少逐步性的達成了某種效果。
這部影片叫好叫座，大家的信心又得到再一次的加強，所以《光陰的故事》培養了四個年輕導演，《兒子的大玩偶》培養了三個導演，兩部影片培養了七個年輕人。編劇、演員已經慢慢形成一個新的團隊、新的力量了。
（本文摘自《我們這樣拍電影》，大塊文化出版，明驥為已故中影總經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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